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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以为印度‘只有英语和软件行’的看法是极端片面和无知的！”
印度计算机软件产业的总产值在1989年只有区区2000万美元，经过10年的迅猛发展，1999年已达到40亿美元，其间增长了200倍;印度也因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印度软件业协会表示，该行业在2002至2003年度产值将达到123亿美元。据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预计，印度软件产业将以50％以上的年增长率继续发展，到2008年，其产值将达850亿美元，出口逾500亿美元。
必须指出的是，那种以为印度“只有英语和软件行”的看法是极端片面和无知的。印度在取得世界软件出口第二大国地位的同时，大型计算机已达到与美、欧、日同一梯队的水平，最近建成的Param-1000，每秒运算一千亿次，五年内将达到每秒一万亿次。此外，印度在核能军民两用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海洋资源开发、农牧业科技等领域的科技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印度的科技著作出版数量居世界第8位，其中有18种科技刊物被收入“最新刊物目录” (这是一本汇集全世界高水平科技杂志的刊物目录)，其数量在亚洲国家中仅次于日本。
软件产业寻根
看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莫过于她的历史和文化。这也是深层次探寻印度软件产业成功和未来发展的出发点。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种姓、多文字、多宗教的复杂国家，其中除印度斯坦族(操印地语，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中部)占总人口46．3％外，其余9个人口较多的民族(其人口比例从 5％～8％不等) 主要集中在不同的语言邦(即按语言的差异划分邦的疆域)。而班加罗尔、海德拉巴、马德拉斯构成的“软件产业金三角”，正是印度南部非印地语地区(该地区操泰米尔语及泰米尔语系方言)，而且在人种上属于非雅利安人(印度斯坦族属于雅利安人)的达罗毗荼人。
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等不同原因，印度南部泰米尔语系民族具有较突出的崇尚教育的良好传统和飘洋过海、敢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与印度北部几个以印度斯坦族为主的地区比较，泰米尔人地区的种姓、阶级及教派的矛盾比较缓和，中产阶级人口所占比例较高，这些都构成了市场经济乃至外向型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成为跨国软件公司云集南部地区的重要原因。
在2000多万海外印侨中，泰米尔语系的人口占有很大比例(例如新加坡的印度人以泰米尔人为主，因而泰米尔语成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而其中不乏拔尖的科技人才与成功的企业家。例如获1930年诺贝尔物理奖的拉曼(Sir Ch．V． Raman)教授就是泰米尔族人(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他毕业于马德拉斯大学，并于1922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及马德拉斯的许多著名科研院所及高等学府都是由他与他的同学、同事、学生、助手形成的“人才链”从30年代开始陆续创办的。以拉曼教授为代表的高科技人才链与海内外泰米尔企业家的人才链在各种政策因素的正面推动下，通过软件园和电信港计划的实施，结成一个印度软件科技人才的国际网络， 这正是印度软件产业在南部起飞的重要条件。
好的政策=成功了一半
显然，这种惊人的发展态势绝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经济现象，而是在经济、科技、教育、外交安全及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实施的各种战略与政策的一项综合性累积成果。印度政府和议会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条例和规定，为印度科学技术领域和特别是软件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独立50多年来，印度历届立法、行政部门多次修订有关科技发展的全国性纲领性文件，印度人民党领袖瓦杰帕伊为首的十三党联合政府于1998年3月上台后，在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同时，还由“技术信息预测评估委员会”编制了一项“2020年科技远景发展规划”，从核技术与信息技术(包括硬件和软件)、电子与电信、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机器人、人工智能、化学与化工、医学与药学、新能源与新材料、农业科技等17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规划，同时还制订了较全面的配套措施与相关政策; 以期印度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的同时，也要成为举足轻重的信息技术大国、生物技术大国和核技术大国。
印度的软件园建设计划比中国要早很多，应当追溯到甘地家族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的“六五”计划时期。1982年, 英·甘地访美时接受了旅美印裔科学家的建议，在泰米尔纳德邦科塔吉里投资1.25亿美元建设印度第一个科技园，进行软件、微电子、电信、药学、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并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回国科技人才，从而为20世纪90年代软件产业及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拉·甘地和拉奥主政时期，先后成立了电子部和“软件发展促进局”(Software Development Promotion Agency，SDPA)，实施软件园的建设计划，先后在班加罗尔、马德拉斯、海德拉巴、孟买、浦那、甘地那加尔、斋浦尔及加尔各答等地设立了17个软件园区。
为软件产业备好养料
印度政府努力为软件产业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除了大力吸收跨国风险投资之外，还在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软件产业风险投资基金，为软件企业提供信贷扶持，大力推动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公开上市集资。
印度的风险投资是从1986年开始起步的，当年印度当局决定划拨1亿卢比(以后每年增拨1亿卢比)，成立了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并在以后的“七五”计划中按国际惯例构建了风险投资体制的初步框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印度已确立了以国外资金为主体(占印度风险投资总额60％以上，主要来自跨国公司及海外印裔科技企业家)，以软件产业为重要投向(约占风险投资总额的20％以上)的国际化风险投资体系。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国际风险投资进入印度的速度猛增,1998年为1．5亿美元，1999年为3.2亿美元，2000年则达10亿美元。
近来，由于美国高科技企业大幅缩水，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但印度软件业却一枝独秀，因而专家估计2001年度投入印度的国际风险资金已超过20亿美元。
截至2000年6月，在印度国内上市的软件企业的总市值已达610亿美元。此外，政府还放宽了软件出口企业通过国际融资收购国外软件企业的有关限制，使印度软件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进一步向集团化和跨国化方向发展。
人才：求数量，更求质量
印度软件产业的崛起，人才资源无疑是成功的第一要素，而其中就包含了“人才链”传统机制的推动作用。印度的高等教育，在1947年独立以前就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尼赫鲁就按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兴办了6所既具有国际公认的高水准又保持印度民族特色的理工大学。印度高等教育的成绩不仅表现在科技人才的数量上，更表现在科技人才的质量上，特别是国内外印度科技人才的杰出成就上。例如,入选英国皇家学会的印裔科学家共17人，获诺贝尔奖的印度公民共有4人(其中2人为科学奖得主)，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美籍印裔科学家2人(即库拉纳博士和钱德拉谢卡尔教授，分别以遗传学和天体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1968年医学奖及1983年物理奖)，获1996年美国最高科学奖的印裔美国教授1人(即在激光研究领域获重大成就、任加州大学副校长的K．N．巴特尔教授)，“印度的比尔·盖茨”——Wipro公司总裁阿·普雷姆吉，曾担任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主席的“印度软件之父”科利等，这些都是印度科技与教育政策成功、科技拔尖人才辈出的鲜明例证。
印度软件腾飞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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